被診爲艾滋後等死7年複查未感染男子擬起訴疾控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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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，七年來，四川成都金牛區人鍾嘯偉認爲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。原本打算2009年“五一”結婚的他，婚前檢查時，血樣經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，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其血樣HIV抗體爲陽性。

因爲“等死”的7年間他身體無任何艾滋病人症狀，於是他於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抽血檢查，結果顯示其HIV抗原體複合檢測爲陰性。他將此情況反饋給金牛區疾控中心，經查仍爲陰性。

金牛區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員今年3月27日告訴澎湃新聞，工作多年第一次遇到鍾嘯偉這種情況，他們也不敢相信，並於2016年1月22將鍾嘯偉血樣送檢，得到的結果依然是HIV抗體陰性。

當年對血樣進行檢驗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說，鍾嘯偉送檢的血樣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，複查發現該血樣的檢測結果仍爲陽性。疾控中心只對樣品負責，至於送檢血樣是不是鍾嘯偉的，與他們沒有關係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3月30日告訴澎湃新聞，由於HIV抗體不會從陽性變爲陰性，省疾控中心保存的“鍾嘯偉”血樣肯定不是鍾嘯偉本人的，出錯可能與血樣檢測登記信息漏洞有關。之所以2016年才發現問題，蓋因過去多年鍾嘯偉沒有進行抽血檢查。對於鍾嘯偉過去七年的經歷，成都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，他們也深表遺憾，希望鍾嘯偉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此事。

鍾嘯偉12月1日下午說，他將在近期向法院起訴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，要求兩個單位公開道歉並對他進行賠償。

婚前檢查HIV抗體呈陽性

鍾嘯偉生於1963年，五兄妹中排行老四。7歲時，父親因肺癌去世。35歲的母親王素珍雖在成都市公交公司上班，但丈夫的突然離開讓這個月工資只有28元錢的女人頓時經濟困難。

學工學農的大環境下，鍾嘯偉讀完小學沒再讀書。王素珍告訴澎湃新聞，比經濟壓力更大的是孩子沒人管，因爲孩子的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已過世，她每天凌晨4點過就得到公司上班，下午一點下班後還得進行幾個小時學習，回到家是已是下午五六點鐘。家裏5個孩子就靠大的帶小的，而頑皮的鐘嘯偉總是脫離哥哥、姐姐的監管，王素珍下班回家後經常得去找。

隨着王素珍家五個孩子長大，爲了幫助王素珍，成都公交公司就把她家五個孩子安排到公司上班，鍾嘯偉負責修輪胎。

王素珍說，貪玩的鐘嘯偉因不爽別人叫他“胎兒”（注：類似胎神，系方言，神經病之意），在撂下“不讓我回家，我就弄死你們”的狠話後，公交公司就順了鍾嘯偉的意。

離開公交公司後，鍾嘯偉在成都城隍廟擺地攤賣電器，長期自由散漫的他開始接觸社會青年，偶爾也會因爲這些哥們的義氣和人打架。王素珍說：“有段時間派出所經常喊我去領人。”

鍾嘯偉說，染上江湖習氣後，他覺得日子很無聊，他們一夥人經常故意激怒別人找架打，在1996年時，無聊的他沾上海洛因。

混跡社會，鍾嘯偉除了收穫傷口和警方拘留外，還收穫了同樣在社會上混的成都女孩向亞玲（化名）的好感。王素珍說，向亞玲也吸毒。

鍾嘯偉說，兩人起初在一起只是心理和生理的需要，但隨着年齡增大，都意識到該從混跡社會回到正常生活，有拿手廚藝的鐘嘯偉就在金牛區營通街自家的門面房開了一家餐館。

鍾嘯偉說，餐館面積20平方米左右，他主廚、向亞玲打雜，兩人忙乎一天下來純利潤有1000多元錢，在2008年時，這個收入水平還算過得去。王素珍說，看到兒子和“亞亞”走上正途，她也經常做些泡菜，送到店裏去。

已經戒掉毒癮的鐘嘯偉開始憧憬一個家庭，比他小一歲的向亞玲也有結婚的打算。鍾嘯偉的母親向澎湃新聞證實，2008年年底時，兩個孩子商量着2009年舉辦婚禮。

鍾嘯偉說，因爲向亞玲知曉他吸過毒，爲了對雙方負責，便讓他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做一個艾滋病方面的檢查。

2008年12月的一天，鍾嘯偉和向亞玲一同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抽血檢查。半個月後，他們再次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拿檢測報告。

鍾嘯偉回憶當時的情景說，醫生當時問得特別仔細，我心裏就明白“完了，我多半糟了”。他的擔憂最終成了現實，成都市疾控中心2008年出具給鍾嘯偉的《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》顯示，鍾嘯偉的HIV抗體爲陽性。

2008年12月，鍾嘯偉HIV抗體檢測爲陽性。

“等死”的日子

對於這個檢查結果，鍾嘯偉選擇了接受。他說，之所以不質疑，一是因爲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經歷；其次，這個檢查結果是權威部門出具的。

有接受檢測結果的勇氣，但鍾嘯偉卻沒有讓這個檢測結果陪伴他生活的決心，他決定等死，女朋友向亞玲的不辭而別更讓他一心求死。

“我們在一起7年左右時，我被檢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後，她可能懷疑自己也染上艾滋病。”鍾嘯偉說，向亞玲2009年5月離開時，賣掉了她的房子，給他留了23萬元賣房款，併發了一條類似遺書的短信，至今音訊杳無。

而後，鍾嘯偉感染艾滋病的消息被家裏的母親、哥哥們知道。鍾嘯偉說，從那時起，哥哥們把他電話拉黑，母親也躲着他。

有女朋友留下的賣房款，鍾嘯偉說，他全然不顧家人的態度，每天和社會上的朋友瘋狂吃喝玩樂，唯獨一個底線是“絕不碰女人，以免把病傳染給別人”。

想死的鐘嘯偉把自己經營的餐館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價格轉賣。他的母親王素珍說，她得知兒子染上艾滋病後怕得要死，當鍾嘯偉賣房後，哥哥們都和他斷絕關係。

HIV抗體陽性的檢查結果，讓鍾嘯偉被貼上艾滋病標籤。

“親人們這樣對我，對我來說毫無影響，我就橫豎一條心——等死。”鍾嘯偉說，爲了讓自己死得快一點，他拒絕服用社區醫院免費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藥物。但政府還是給他解決了廉租房和低保。

30多萬元賣房款，鍾嘯偉不到半年時間就揮霍一空。他說，那些在他有錢時圍在他身邊的朋友剛開始還借他錢花，後來電話都不再接聽。他從那時開始，便每天把自己關在家裏，將房間所有窗簾都拉上後，家給他的感覺“就像是陰間一樣”，自己只是出氣的死人而已。

鍾嘯偉說，他其實也害怕死亡，過去七年從來不敢上牀睡覺，在沙發上眯上眼睛就感覺死神在逼近，“簡直就是生不如死”。

等不來死神的鐘嘯偉也曾想過自殺，無助的時候他曾用頭撞牆。但一想到爲他流乾眼淚的母親，鍾嘯偉失去了自殺的勇氣。

“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，我從小就不聽話，染上艾滋病了，母親還經常揹着哥哥給我送錢。”鍾嘯偉覺得，如果自己一點孝道都不盡就自殺，愧爲人子。由於母親在外一個人獨住，腿腳不方便，他便隔三岔五天黑後去母親的住處做飯。

HIV抗體陽性的檢查結果，讓鍾嘯偉被貼上艾滋病標籤。

沒等來死亡卻檢出不是艾滋病

鍾嘯偉“等死”的日子裏，雖然不吃免費發放的抑制艾滋病藥物，但他每年都要去參加成都金牛區疾控中心組織的CD4檢測。鍾嘯偉說，沒有CD4檢測證明就吃不到低保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制科科長何勤英告訴澎湃新聞，CD4是人體內一種淋巴細胞，是HIV病毒的主要受體，疾控部門通過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做CD4檢測，判定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病毒載量變化。重慶市涪陵區疾控中心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唐醫生說，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淋巴細胞大於200，醫學上一般稱其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（HIV），低於200，則稱爲艾滋病病人（AIDS）。

一直在等死，卻一直死不掉。2015年12月，已被確證HIV抗體爲陽性7年的鐘嘯偉又一次前往金牛區疾控中心做CD4檢測，他在看艾滋病宣傳資料時，發現艾滋病病人有長期低燒等臨牀症狀，但他回憶過去7年自己無半點異常，他爲自己的情況感到茫然。

2015年12月，等死七年死不掉的鐘嘯偉到華西醫院抽血檢查，結果爲陰性。

2015年12月25日，鍾嘯偉抱着試一試的想法前往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抽血檢測。次日，當他拿到檢測結果後徹底亂了套——HIV抗原體複合檢測結果爲陰性。

“醫生，是不是搞錯了？”

鍾嘯偉說，當時醫生懟他說：“是不是你的血？”

“是我的血，但假如我是艾滋病呢？”

聽完鍾嘯偉的話後醫生回覆說：“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？”

拿着檢測報告單的鐘嘯偉陷入矛盾，鍾嘯偉說，那天自己恍惚得忘了坐公交車，一個人從華西醫院步行近9公里回到廉租房。一路上不斷問自己“是不是搞錯了，是不是搞錯了”。

鍾嘯偉還是決定把檢測結果告知金牛區疾控中心。金牛區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，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多年，像鍾嘯偉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遇到。

金牛區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對鍾嘯偉進行抽血送檢，其HIV抗體檢測結果仍爲陰性。

2016年1月，原本HIV抗體爲陽性的的鐘嘯偉檢測結果卻爲陰性。

仍爲陽性的“鍾嘯偉”血樣

成都市疾控中心在得到鍾嘯偉HIV抗體檢測結果從陽性變爲陰性的結果後，隨即上報四川省疾控中心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，2008年單位檢測設備還不能做確證檢測，只能是初篩，鍾嘯偉的血樣當年送到四川省疾控中心檢測。

2008年的《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》證實，鍾嘯偉的血樣2008年12月2日送檢，送檢單位爲成都市疾控中心，確認單位是四川省疾控中心。報告單備註一欄註明“本報告僅對送檢樣品負責，身份證號不詳”。

四川省疾控中心宣傳科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，收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信息後，他們立即對鍾嘯偉2008年的血樣進行復查，檢測結果仍爲陽性。該工作人員表示，實驗室只對送檢樣品負責，當年的送檢樣品檢測流程沒有問題，現在的問題只能找成都市疾控中心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，由於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檢測結果依然爲陽性，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檢的血樣不是鍾嘯偉本人的。這也和信息登記存在漏洞有關，因爲很多艾滋病病人反對實名登記，疾控部門也不能強制他們實名制。

但鍾嘯偉說，血樣樣品是他親自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一樓抽的血，也是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人親自操作、封存的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制科科長何勤英說，事後調查有兩個疑點。一是鍾嘯偉戒毒後於2007年到美沙酮門診服藥，2007年12月曾抽血檢查，其結果爲陰性；2008年7月，鍾嘯偉再次抽血檢查，結果也爲陰性；但2008年的12月，他又到疾控中心檢查，被檢測爲陽性。“按理說，他沒有感染風險，卻多次主動檢查。”她說，平時也有人用艾滋病檢測報告逃避公安機關打擊。

另外一個讓何勤英不理解的是，2008年檢測爲陽性至2015年12月期間，鍾嘯偉共有13次醫學隨訪記錄，但他的CD4檢測卻一次都沒有。“如果他做CD4檢測，可能很早就會發現他的問題。”

鍾嘯偉說，每次醫學隨訪他都去了，但金牛區疾控中心的醫生沒能在他手上抽出血，他每次都將情況反饋給了疾控中心工作人員。

3月27日，鍾嘯偉到金牛區疾控三科對質時，多次接受他反映情況的女工作人員表示，“每年做CD4的人那麼多，記不清楚了。”

何勤英說，鍾嘯偉注射毒品多年，手上血管有可能萎縮，存在抽不出血的可能，但醫生可以通過頸部、股動脈來抽血，“只是不清楚基層的工作人員是否這麼做了。”

得到陰性的結果後，鍾嘯偉曾多次到成都市疾控中心討說法。

遲遲得不到解決

鍾嘯偉說，2016年1月被檢測出陰性後，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、成都市疾控中心給個說法。

“事情過去一年多了，他們連道歉都沒講過。”鍾嘯偉說，當我找省疾控時，他們說沒有責任，讓我找成都市疾控中心；成都市疾控中心卻說由金牛區疾控中心負責解決。

金牛區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表示，他們是因爲鍾嘯偉的戶籍地在金牛區所以介入管理他，對於檢測結果一事，他們沒介入解決。

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，鍾嘯偉找到他們要求內部解決，但雙方沒有達成一致。對於鍾嘯偉過去七年的經歷，他們深表遺憾，希望鍾嘯偉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此事。

澎湃新聞注意到，今年2月上旬，成都市疾控中心當着四川電視臺《黃金三十分》欄目記者的面向鍾嘯偉表態“下個星期之內就會給你一個（答覆）”。鍾嘯偉說，記者採訪後，他再也沒有得到成都市疾控中心的說法。

鍾嘯偉說，他也想過找律師和疾控部門走法律程序，如今自己每個月靠500元低保以及母親的接濟過活，目前還沒能從過去七年每天躲在家裏過活的活死人狀態下走出來，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去應付法律程序。